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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6

許嘉璐

朋友們、同志們，大家好！

    在北京秋高氣爽的日子里，我們相聚在一起隆重舉行向國家圖書館贈送《二十四史全譯》的儀式。借這個機會，作為這部書的主編，我向各位介紹一些情況。

 一、為什么要把二十四史譯成現(xiàn)代漢語

    中華民族自古重視自己的歷史。姑無論幾千年的史學傳統(tǒng)和分散在浩瀚文獻和文物中的歷史資料，單是記錄民族歷史的骨干——二十五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記錄了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直到1911年清皇朝覆滅的主要史實這一點，就是世界僅有的了。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與未嘗中斷的幾千年歷史記錄相并行，中華民族的文化也一直延綿下來，形成特色鮮明、歷久長新的文化傳統(tǒng)，并且不斷吐故納新，發(fā)展豐富。這也是世界所僅有，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民族的現(xiàn)實過了今日就成了歷史。今日之中國是昨日之中國合乎歷史邏輯的延續(xù)。我們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汲取國家興衰起伏的經(jīng)驗和教訓，以為振興中華的資糧；單就文化建設而言，也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中找到規(guī)律，以為建設中華文化的資糧：今日之中華文化是昨日之中華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昨日的歷史和文化存在于多種多樣的載體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世文獻。二十四史，就是傳世文獻中不能不重視的典籍。

    我們正站在祖先的肩頭續(xù)寫著中華民族歷史的華章。這個時候最需要歷史的和文化的自覺。不認識、不尊重自己過去的民族，就難以自覺地設計未來并為之奮斗不已；反之，像中華民族正在實現(xiàn)的偉大復興，力量源泉之一就是我們對自己的過去之優(yōu)劣長短的清醒認識和分析。

    要做到對過去與未來的清醒和自覺，就要讀史。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的發(fā)展和教育制度與內(nèi)容的演變，現(xiàn)代社會的人們能夠閱讀用古老的文言文所寫的史書的，已經(jīng)寥寥。對于眾多對中華民族歷史有興趣的人來說，盡量準確的譯文不失為門徑和橋梁。當然，要想進一步更細致地體味原文，或做深入的研究，是不能依靠譯文的，但是有這種需要的畢竟不多，或者當有了這種需要時應該已經(jīng)具備了直接閱讀原著的能力。

    中國要走向世界，就要讓世界了解中國，包括中國的過去。事實上，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現(xiàn)在世界各地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接觸過文言文的，即使有，也是極個別的，至于能夠基本準確地領會史書原文，自如地運用其中的史料的，就更少了。史書的譯文可以讓所有掌握了現(xiàn)代漢語的外國讀者，利用這根“拐棍”間接地使用中國古代史書；如果將來有人想把這些史書譯為外文，它也不失為重要的參照。——我們想讓這部“全譯”同時成為中國古史走向世界的中介。

    正是為了讓更多的中國人能夠出入于“正史”，而不僅僅從后人的史學論著中了解自己民族所走過的道路，同時為對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有興趣的外國人提供方便，并且為有朝一日把“正史”譯成外文準備些條件，我們決心把二十四史譯成現(xiàn)代漢語，取名為《二十四史全譯》。作為“二十五史”成員的《清史稿》，由于成稿倉促等原因，歷來為史家所不滿，重修清史勢在必行（事實上這一工作2002年已經(jīng)開始），所以把它翻譯出來意義不大，因而沒有納入我們翻譯的范圍。

二、關于《二十四史全譯》翻譯和出版過程

    把二十四史全部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這是個很大的工程。全書4000多萬字，譯文則近6000萬字。篇幅大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個困難或許可以用延長翻譯和出版的時間來解決，但即使那樣也需要一批專職致力此事的隊伍，起碼參加者要具備專心致志、不務其他的條件（即所謂“脫產(chǎn)”）。而這是個“民間項目”，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同時，篇幅大也還并不是最大的困難，最難就難在如何保證譯文的質(zhì)量。我們提出了“以直譯為主”的原則，這就要求言文盡量對應。從理論上講，古今語言要完全“直譯”，也就是嚴格地一一對應，是不可能的。因為語言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發(fā)展，隨著生活的演變而演變；某種社會和生活消逝了，反映那種社會和生活的詞匯一般來說也要退出全民語言的范圍；語言是交流（包括達情）的手段，不同社會的人，思與情是極為細密的，常常言之不足就借助于環(huán)境，把意和情放在言外。時隔千百年，要完全復原古人在一定社會生活環(huán)境下的意和情，充其量只能盡力而為而已。這樣，要做到盡可能接近古文原意，就不但需要更多的時間反復琢磨，還需要所有的譯者都具備較好的古今漢語和史學等等多方面的修養(yǎng)。當今的學者，術有專攻者不乏，而淵博旁通者蓋寡，彌補的辦法只有廣詢能者，集思廣益，遇有問題反復研討。

    雖說是史書，但是二十四史實際幾乎包含著古代的一切文體。不但在人物傳記之外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在散文主體中還錄有駢文、詩詞、騷賦。這也是翻譯工作的難點所在。對于多數(shù)譯者，即使是熟篇，甚至引用或講授過多次的篇目，落筆時也覺其難。雖然我們在遇到這些文體時采取了通融的辦法，但是否能令讀者滿意尚未可知。

    這項工作的難處還有非學術方面的。先后參加翻譯的，約逾200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來自7所大學的古籍研究所（名錄見各分卷）。能夠在本書中承擔任務的幾乎都是各所的業(yè)務骨干，各有本單位下達的繁重科研任務，現(xiàn)在外加這項工作，又是分散進行，進度幾乎無法保證；參與者眾，風格各異，對“直譯”標準的理解和把握不同；連同原文上億字的校對、編輯加工，工作量之大，若非矢志弘揚中華文化的編輯出版者孰愿為之！篇幅既大，人員復多，周期過長，所需經(jīng)費必夥；而國家百業(yè)正興，一時還不能顧及于此，從社會上籌集資金，復因企業(yè)投資文化事業(yè)的意識還要等待和培養(yǎng)，其事之難不言而喻。加之近年來先后出版了一些類似的譯作，雖然有的或號稱全譯實為選譯，或自云精審實則草率，有些甚至難以卒讀，但既已立在購書者的書架上，市場也已縮小，這又增加了籌資的困難。

    但是，種種困難如果和我們所認識到的這項事業(yè)的意義相較，應該說就算不得什么了。關鍵在于堅持，在于找到志同道合者，在于各個方面相互理解，親密合作。

    屈指計來，這個項目從啟動到付梓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13年。1992年，受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的感召，決心用這一項目為精神文明建設、迎接文化建設高潮貢獻點兒力量。起初是和一家愿意為此做些奉獻的民營企業(yè)合作，開局是順利的。隨后，學者們的本職工作對完成譯稿的沖擊越來越大，交稿時間一拖再拖，更出乎意料的是投資者破產(chǎn)了，工作只好停頓下來。一疊疊稿子壓在手里，欠著譯者幾十萬元的稿酬，令人夜不能寐。過了兩年，終于遇到知音：江蘇省南通開發(fā)區(qū)南山投資有限公司楊冠三先生、北京北緯機電技術有限公司楊冠群先生、冠通期貨經(jīng)紀有限公司楊冠平先生從事的行業(yè)雖與史學無涉，其公司也并非擁資若干億的巨企，但是當了解了《二十四史全譯》的意義后，便毅然決定投資支持；為此他們共同出資組建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從這時開始，各卷能否按照新的進度表交稿就成了關鍵。作為主編，所著的急已非言辭所能形容；投資和出版者更是不堪忍受。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為這個項目組織了幾十人審稿、校對、錄入，投入數(shù)百萬元。顯然，譯者交稿向后拖延得越久，成本就越高，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用寢食不安、形容枯槁來形容主其事者、也是譯者和出資者之間的協(xié)調(diào)人孟繁華先生當時的景況恐怕是不為過的。而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卻從沒有絲毫要停頓或退縮之意，出資者更是連一句埋怨的話都沒有。作為譯者一方，我們固然為十多年的心血得以問世而欣慰，同時也因看到了我國企業(yè)家中有這樣熱愛中華文化，并為之盡力者而高興。這大概也是中華文化振興的高潮即將到來的征兆之一吧，而南通南山投資有限公司等幾家則是先行者。

    在沒有親口吃梨子的時候，對梨子的味道不會有真切的感受。雖然事先已經(jīng)想到這件事情不容易做，但絕對沒有料到難到如此的程度�，F(xiàn)在回想一大批編輯、錄入人員坐等稿件，每天來電話詢問各卷進展時的情景，仍然要出些冷汗：對不起熱心的企業(yè)家和編輯者，又無力強使未做和未完的稿子一下子齊、清、定地來到我們面前。此時我才懂得“不知深淺”這個詞組的深刻含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悔不當初” 四個字不斷在腦中出現(xiàn)，卻又不能說出，這種狀況或者就叫“苦不堪言”吧。

    不過事情總算做完了。在我們急難的時候，西南師大、華中師大、廣州師院的先生們“拔‘筆’相助”，不但按時交稿，譯者、主編都異常認真負責。其情其意讓人永遠難忘。

    所可告慰廣大讀者和投資出版者的是，所有參加翻譯工作的先生們，都是精益求精，不敢率意為之。我們工作的流程是：先由顧問、主編副主編、分卷主編副主編共同擬訂工作規(guī)則、翻譯條例、古代職官、地名處理辦法、書寫格式；分工后請各分卷試譯，試譯稿由分卷主編審閱，修改后交主編再審，遴選出標準譯稿若干篇，印發(fā)給全體譯者參考。翻譯工作正式全面開始后，每篇都要經(jīng)分卷主編審查，除原譯者修改外，最后由分卷主編定稿、簽字；分卷譯稿集中交“《二十四史全譯》辦公室”（設于北京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由工作人員按照齊、清、定的標準檢查，不合標準的退回補充修改；主編從稿件中隨機抽查，一查譯稿是否符合條例和格式，二查分卷主編是否審改過，三查譯稿質(zhì)量。譯稿分批交出版編輯人員，首查是否齊、清、定，次查翻譯質(zhì)量，遇有較多問題，退原翻譯單位修改；遇有普遍性問題，提出解決辦法請主編斟酌決定。

    我們之所以制訂這樣復雜的工序，是因為前面所說的翻譯之難。如果不讓每篇譯稿“過五關斬六將”，就不敢出手，深恐玷污了古人，貽誤了當世。即使層層把關了，我們也不敢說在譯稿付印之前自己可以完全安心了。

    我們在這里不嫌繁復地寫下這部書翻譯和出版的始末，是因為《二十四史全譯》的完成和出版，在古籍整理領域是一個不小的成果，也是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一次大膽的嘗試，其間的甘苦曲折應該記載下來，希望后人不再如此艱苦地工作；同時也是為了請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據(jù)此對我們進行指導和批評。

三、關于直譯與其他

    古文的翻譯和外文的翻譯在某些方面很相近，例如同一本書由不同譯者譯出，可以是十分不同的樣子。除了個人的風格、理解的深淺和語言文字水平的不同外，還有見仁見智的問題。所以要找到一本讓所有的人都滿意的翻譯著作，是很難的，這也是同一本書可以有多種譯本的重要原因。我們?yōu)榱舜_保翻譯的質(zhì)量，也為了能方便讀者和原文對照，所以力求直譯。這樣，雖然譯文有的地方（例如文學色彩較濃的文章）可能不大順暢，但是因為留給譯者的自由空間要小得多，因而在距離原文意思遠近方面也更“保險”一些，雖然可能又在另一方面冒更大的風險。

    對所謂直譯，人們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我們提出的要求是：讓原文的字句基本上在譯文中落實，譯文中的字句在原文里基本上能找得到根據(jù)。直譯并不等于譯文的語句和原文一對一，一詞不能加，一字不能減。自古訓詁家們注釋或翻譯文獻（例如“章句”之學）無不根據(jù)文意適當增減。所謂增，即由于古今語言和表達習慣的差異，翻譯時往往需要把古文中隱去或隱含的詞語也譯出來；所謂減，即把原文重復而譯文不很需要的詞語省去。但是這種增，又和訓詁之大忌“增字解經(jīng)”不同：前者所增，是原文中本有而未顯，今則使之落實的；后者則是原無其意而譯，注者以己之意添上的。當然，這兩種情況，在實踐中往往難以區(qū)分，這也就是為什么歷史上的訓詁大家?guī)缀醵茧y免增字解經(jīng)之疵的緣故。這部《二十四史全譯》在力求直譯時，當然也避不開上述的矛盾，至于做得如何，則需要專家們和廣大讀者加以鑒定。

    古代史書，處處出現(xiàn)大量地名、官名。這二者是隨時代而不斷變遷的，不但名稱屢易，一地所治、一官所司也變化萬千。翻譯不同于注釋，注釋可以用后代的地名、官名與原文相比照，如果用了后代的地名、官名來翻譯，必將似是而非，那對于翻譯工作來說就是失誤。因此我們一律采取徑用原名的辦法。這雖然可能讓一些讀者失望，但如果他們了解了其中的道理，恐怕是可以原諒譯者的。

四、我們的感謝

    擔任本書顧問的是四位老前輩：原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周林，北京大學教授鄧廣銘、陰法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茲全。這幾位先生都是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人，從來不擔任只有虛名的職務。他們對《二十四史全譯》寄予厚望，不但有會必到，有意見就提，而且親自審閱、修改樣稿。工作中輟，他們表示理解。他們對這部書的關心和支持，一直激勵著所有參與其事的人。作為主編，真是難以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不幸的是，周林、鄧廣銘、陰法魯三位先生竟已先后作古。令人高興的是何先生還很健康，但也九十高齡了。——十三年的光陰哪！

    任何一本書的出版，在作者看來，交了稿，此后就是出版單位的事了。雖然可能也知道錄入、校對等等工序繁雜，但對其艱難未必都有深切的體會。這部《二十四史全譯》的出版過程給許多參與翻譯的專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不能按時交稿給出版者增加的困難這里不必重復，由于譯者眾多，難免水平參差；篇幅巨大，譯時或有遺誤，于是編輯們在收到稿子之后，復核版本、審查譯文、斟酌商改、統(tǒng)一體例、多次校對，而每一次的改動既要商諸譯者，又要麻煩錄者，直到出了膠片才可以稍稍松口氣。責編們都是既有古文造詣，又有經(jīng)驗的老編輯，其工作態(tài)度可以用一絲不茍來形容，譯文的毛病很難逃過他們的眼睛。他們實際上起到了“專職副主編”的作用。如果這部書還能讓讀者基本滿意的話，應該說，有一半的功勞是他們的。我們在這里代表所有的譯者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并且希望讀者在閱讀這部書時能體會到并記得他們的辛勞與認真。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