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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程

 　 近日，《二十四史全譯》編輯委員會暨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將《二十四史全譯》珍藏本一套和精裝本兩套贈送給中國國家圖書館，《二十四史全譯》主編許嘉璐和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分別代表贈受兩方舉行了交接儀式。

 　 修史讀史，以史為鑒，史為今用，是中華民族的寶貴傳統。文才武略卓越非凡的領袖人物毛澤東，酷愛《二十四史》，數十年間時作研讀，并有頗多批注。共和國成立之初，他就指示中華書局在全國范圍內調集人才，對《二十四史》進行整理點校，歷時20年，至1978年，終于出齊點校本《二十四史》。但是，由于《二十四史》成書時間跨越1800多年，其間朝代更迭，制度變遷，文物變化，乃至言語文字，與今都有很大的不同，當代中國人，如果不是專家，要讀通二十四史，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難。上世紀80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集團的重要成員陳云就提出要抓緊整理中國古籍，要讓工農兵都能讀懂古籍的要求。《二十四史》全譯即在此背景下于1991年立項。

 　 該項目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支持下，由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擔綱實施，組織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10余所高校的教授、專家，殫精竭慮10余年，校勘二十四史原文，精譯為白話文，文白合計近一億字。由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為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二十四史全譯》首次將《二十四史》全書譯成白話文，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完整的文白對照全譯本。二十四史猶如一個碩大的堅果，含有非常豐富的營養，但因其裹著古文的堅硬的殼，使人們望而生畏。現在果殼敲開了，人們可以比較輕松地品鑒它的美味，汲取它的營養了。

 　 《中國教育報》2004年12月2日第5版
  

為什么要把二十四史譯成現代漢語

許嘉璐

 　 中華民族自古重視自己的歷史。姑且不論幾千年的史學傳統和分散在浩瀚文獻和文物中的歷史資料，單是記錄民族歷史的骨干——二十五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記錄了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直到1911年清皇朝覆滅的主要史實這一點，就是世界僅有的了。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與未曾中斷的幾千年歷史記錄相并行，中華民族的文化也一直延綿下來，形成特色鮮明、歷久長新的文化傳統，并且不斷吐故納新，發展豐富。這也是世界所僅有，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民族的現實過了今日就成了歷史。今日之中國是昨日之中國合乎歷史邏輯地延續。我們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汲取國家興衰起伏的經驗和教訓，以之為振興中華的資糧；單就文化建設而言，也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中找到規律，以之為建設中華文化的資糧。今日之中華文化是昨日之中華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昨日的歷史和文化存在于多種多樣的載體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世文獻。二十四史，就是傳世文獻中不能不重視的典籍。

　　我們正站在祖先的肩頭續寫著中華民族歷史的華章。這個時候最需要歷史的和文化的自覺。不認識、不尊重自己過去的民族，就難以自覺地設計未來并為之奮斗不已；反之，如中華民族正在實現的偉大復興，力量源泉之一就是我們對自己的過去之優劣長短的清醒認識和分析。

　　要做到對過去與未來的清醒和自覺，就要讀史。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的發展和教育制度與內容的演變，現代社會的人們能夠閱讀用古老的文言文所寫的史書的，已經寥寥。

　　對于眾多對中華民族歷史有興趣的人來說，盡量準確的譯文不失為門徑和橋梁。當然，要想進一步更細致地體味原文，或做深入的研究，是不能依靠譯文的，但是有這種需要的畢竟不多，或者當有了這種需要時應該已經具備了直接閱讀原著的能力。

　　中國要走向世界，就要讓世界了解中國，包括中國的過去。事實上，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現在世界各地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接觸過文言文的，即使有，也是極個別的，至于能夠基本準確地領會史書原文，自如地運用其中的史料的，就更少了。史書的譯文可以讓所有掌握了現代漢語的外國讀者，利用這根“拐棍”間接地使用中國古代史書；如果將來有人想把這些史書譯為外文，它也不失為重要的參照。——我們想讓這部“全譯”同時成為中國古史走向世界的中介。

　　正是為了讓更多的中國人能夠出入于“正史”，而不僅僅從后人的史學論著中了解自己民族所走過的道路，同時為對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有興趣的外國人提供方便，并且為有朝一日把“正史”譯成外文準備些條件，我們決心把二十四史譯成現代漢語，取名為《二十四史全譯》。作為“二十五史”成員的《清史稿》，由于成稿倉促等原因，歷來為史家所不滿，重修清史勢在必行(事實上這一工作2002年已經開始)，所以把它翻譯出來意義不大，因而沒有納入我們翻譯的范圍。

　　把二十四史全部翻譯成現代漢語，這是個很大的工程。全書4000多萬字，譯文則近6000萬字。篇幅大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個困難或許可以用延長翻譯和出版的時間來解決，但即使那樣也需要一批專職致力此事的隊伍，起碼參加者要具備專心致志、不務其他的條件(即所謂“脫產”)。而這是個“民間項目”，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同時，篇幅大還不是最大的困難，最難就難在如何保證譯文的質量。我們提出了“以直譯為主”的原則，這就要求言文盡量對應。從理論上講，古今語言要完全“直譯”，也就是嚴格地一一對應，是不可能的。因為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生活的演變而演變；某種社會和生活消逝了，反映那種社會和生活的詞匯一般來說也要退出全民語言的范圍。語言是交流(包括達情)的手段，不同社會的人，思與情是極為細密的，常常言之不足就借助于環境，把意和情放在言外。時隔千百年，要完全復原古人在一定社會生活環境下的意和情，充其量只能盡力而為而已。這樣，要做到盡可能接近古文原意，就不僅需要更多的時間反復琢磨，還需要所有的譯者都具備較好的古今漢語和史學等等多方面的修養。當今的學者，術有專攻者不乏，而淵博旁通者蓋寡，彌補的辦法只有廣詢能者，集思廣益，遇到問題反復研討。

　　雖說是史書，但是二十四史實際幾乎包含著古代的一切文體。不但在人物傳記之外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在散文主體中還錄有駢文、詩詞、騷賦。這也是翻譯工作的難點所在。對于多數譯者，即使是熟篇，甚至引用或講授過多次的篇目，落筆時也覺其難。雖然我們在遇到這些文體時采取了通融的辦法，但是否能令讀者滿意尚未可知。

　　古文的翻譯和外文的翻譯在某些方面很相近，例如同一本書由不同譯者譯出，可以是十分不同的樣子。除了個人的風格、理解的深淺和語言文字水平的不同外，還有見仁見智的問題。所以要找到一本讓所有的人都滿意的翻譯著作，是很難的，這也是同一本書可以有多種譯本的重要原因。我們為了確保翻譯的質量，也為了能方便讀者和原文對照，所以力求直譯。

　　這樣，雖然譯文有的地方(例如文學色彩較濃的文章)可能不大順暢，但是因為留給譯者的自由空間要小得多，因而在距離原文意思遠近方面也更“保險”一些，雖然可能又在另一方面冒更大的風險。

　　對所謂直譯，人們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我們提出的要求是：讓原文的字句基本上在譯文中落實，譯文中的字句在原文里基本上能找得到根據。直譯并不等于譯文的語句和原文一對一，一詞不能加，一字不能減。自古訓詁家們注釋或翻譯文獻(例如“章句”之學)無不根據文意適當增減。所謂增，即由于古今語音和表達習慣的差異，翻譯時往往需要把古文中隱去或隱含的詞語也譯出來；所謂減，即把原文重復而譯文不很需要的詞語省去。但是這種增，又和訓詁之大忌“增字解經”不同：前者所增，是原文中本有而未顯，今則使之落實的；后者則是原無其意而譯，注者以己之意添上的。當然，這兩種情況，在實踐中往往難以區分，這也就是為什么歷史上的訓詁大家幾乎都難免增字解經之疵的緣故。這部《二十四史全譯》在力求直譯時，當然也避不開上述的矛盾，至于做得如何，則需要專家們和廣大讀者加以鑒定。

　　古代史書，處處出現大量地名、官名。這二者是隨時代而不斷變遷的，不但名稱屢易，一地所治、一官所司也變化萬千。翻譯不同于注釋，注釋可以用后代的地名、官名與原文相比照，如果用了后代的地名、官名來翻譯，必將似是而非，那對于翻譯工作來說就是失誤。因此我們一律采取徑用原名的辦法。這雖然可能讓一些讀者失望，但如果他們了解了其中的道理，恐怕是可以原諒譯者的。 　

    《中國教育報》2004年12月2日第5版